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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赵树理想到浩然

张小川

赵树理与浩然这两个人又可比又不可比。可比的是，他们都是“农民作家”，而且都是既会种地又会写小说的作家，而不是某些平时住在大城市到写作时才去体验生活的所谓专写农村题材小说的“党的文艺工作者”。赵树理从1949年4月初只身进京后，到1965年2月22日全家离开北京，算是做了17年的“北京人”。其间他在山西待了多长时间？没有计算。我只知道，1952年4月初他住在平顺县川底村写小说，一住就是3年。一直到1955年1月该小说《三里湾》在《人民文学》上连载。（当然，这中间他也回过北京甚至出过国。）以前，我曾经写过平顺县的川底村，那是一个在今天我都不愿意勉强留宿一天的穷村子。（2000年，平顺县委招待所客饭的午餐费是一人2元5角，无肉无油。我想，再过50年，那里也是一个自然减肥的好地方。）

1958年，赵树理在太原“正太饭店”写《灵泉洞》，算是过了一把“大作家”的瘾。因为“正太饭店”是阎锡山时期的高级饭店。可惜，现在，在太原历届英明领导的领导下，这里早变成门可罗雀的“市场”，再也没什么用了。同年，赵的小说《“锻炼锻炼”》在山西的文艺刊物《火花》上发表，后来才在《人民文学》转载……总之，解放后，赵树理的创作基地一直在山西，所以，他这个“京官”做得很不纯粹。他像个“扶不起来”的“乡下佬”，周围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想回乡当农民。

同样，浩然也是一个固执的“乡下佬”。按说，他在文革中属于“万花凋谢，一枝独秀”的作家。更有人说，他曾是江青的“面首”（这一点我不相信），是内定的文化部部长（这一点我相信）。他曾是“中共第十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委。这两个“头衔”现在很多人都不觉得有什么“可畏”之处，但在1973年8月，谁要当了这类的“代表”或“常委”，谁的头上就有了耀眼的和不可直视的光环。当时，虽然林彪已经垮台，但在党的“十大”上，王洪文却做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且，从官方的宣传态势上看，其地位直逼甚至要超过周恩来。可以说，正是由于那次会议，在共产党内才结成了“四人帮”。从此新中国开始了建国后最黑暗的日子。现在，有人不假思索地硬将“林彪”和“四人帮”拉在一起，说他们是“一伙”，这真叫忘记了历史。（可惜，中国人总是如此地健忘。）

再说浩然。文革后，他丢了“代表”和“常委”。但经查，结论是：他始终“是个农民”、“有局限性”、“不曾作恶”；“他与大自己4岁的、没有文化的发妻感情很好”；“他在江青歇斯底里时，也曾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好人”。1989年，他又复出。先担任了《北京文学》主编，后又当选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结果，他的官又做大了，我想至少应该算个副部级吧？（同年，马烽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是正部级——不过“名人”不论级别，这一点与凡人不同。）但浩然虽然身居北京市文化人的“高位”，却不住在北京，而是“窝”在自己的出生地——河北省三河县。三河是个什么地方？我没去过，只知道它比通县的张家湾离北京远多了。现在张家湾的“工业开发区”尚有大片庄稼地，那里的狗咬了人尚没人给你打“狂犬疫苗”。由此可想，三河是个多么“农业化”的地方。我觉得，它和赵树理的尉迟村没有多大区别。

浩然生于1932年，比赵树理小26岁。俩人如果论起辈来，小梁（浩然的真名叫梁金广）顶多叫老赵一声叔叔，绝不会叫爷爷。后人看起来，他们虽是两代人，却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党员作家”，思想差距应该不大。但有趣的是，俩人在不同时期，却写了两部描写中国同一时期的长篇小说，那就是赵树理的《三里湾》和浩然的《艳阳天》。比较这两部文学作品，我觉得其乐无穷。

简单说，《三里湾》的矛盾是“入社”还是“单干”？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艳阳天》的矛盾是“地主”与“贫农”的阶级斗争。究竟哪一部反映了社会的真实？说实话——我不知道。

什么叫“阶级斗争”？说实话——我还是不知道。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观点是：“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对此，我不敢也不能更没有学力反对。
但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是意识形态？是思想政治工作？是磨嘴皮子？还是磨刀霍霍？是反动标语？是破坏生产？——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还是转换一个话题吧。

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究竟喜欢这两部小说中的哪一部呢？痛痛快快地回答，是：《艳阳天》。但我并不喜欢书中的主人公萧长春。因为——我心中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委屈：1973年，饰演电影《艳阳天》中萧长春的男演员张连文为此赢得了我暗恋的姑娘的芳心，（愿他们至今幸福美满！）我真正喜欢的是书中的焦淑红、弯弯绕、马立本、马小辫儿……一句话，看书时，我实际忘记了小说的背景，忘记了书中的“主题思想”，忘记了其中的“阶级斗争”，时间一长，差不多也忘记了全书的故事和情节，只记住了人物。

不仅对《艳阳天》是如此，对其它文学作品，我的感觉也是如此。比如读李白的《朝发白帝城》，我不曾想到他写该诗时，是刚刚接到朝廷的大赦；读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时，也不曾想到诗人此时已是官场失意，穷困潦倒了。文学就是文学，为什么要拿它当政治来看呢——孙悟空大闹天宫时，是“被压迫阶级的反抗者”，但他后来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时，难道就“变”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卫道士”了吗？如此分析和学习文学，不仅不对，而且荒唐可笑。

在本文中，我不想深入探讨《三里湾》和《艳阳天》的现实意义。我只能说，这是两部好作品。《三里湾》早有定论，不用我多嘴；《艳阳天》虽然写了“阶级斗争”，也不能一概否定。在此，我只想提醒大家注意两点：一、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村，确实存在着地主与贫农的阶级斗争；（即使到现在，山西农村中穷人杀了大款的案件也不在少数，只看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了。）二、浩然到了晚年，不仅没有反省过《艳阳天》中存在的“缺点”，还在打倒“四人帮”的一年后，最终完成了他更露骨地描写“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的第四部。他有一句话，至今应该成为名言：“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片面性。”——想想我们，几十年来，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今天要为一个“主义”献身，明天又要为同一个“主义”检讨——真像一个诗人在将近90年前写的一句诗：“啊啊！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痴！痴！痴！”（郭沫若《凤凰涅磐》——可惜的是，如此经典的诗句，如今是无人能懂，也无人知晓了。）

「该帖子被 老克 在 2008-3-24 22:40:07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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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点，赵树理与浩然相同处还有一条，都是“党的文艺工作者”，都是在做“党的文艺工作者”时，大起大落，这方面的不同点只是，赵树理悲惨地死去了，浩然死时尚能发表言论、作品。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发表后，恰逢《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布，赵树理恐怕也觉得自己与党的文艺方针合拍，之后，全世界都认为，赵树理是中共作家。一时，多少人将其奉若新中国党的文艺的鼻祖之一。赵树理的“落”，也是由于他执著于自己是为党为国家为民着想，甚至像大多数干部一样，至死，也“相信群众，相信党”。他虽被逐出党的文艺队伍，但是，后来又将其灵魂召回了。至今，还时不时用上一回。
浩然因为努力，写了一批适合形势、符合党的文艺路线的作品，一部《艳阳天》将其送入云端，其时赵树理已经走下坡路了。文革时代，浩然成了唯一的作家，乃至升了大官。也还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被党狠狠发落了一回，一时间，到处喊打！也是“相信群众，相信党”的思路，使浩然后来爬起来，做了他想为党做的些事情。不过这回，党似乎没怎么说话，或者还有些也是党的成员的人，说了些风凉话。最后，浩然也死了。但愿，不要因为路线斗争的需要。再将浩然的魂儿召回。
以上只是就“都是党的文艺工作者”这个相同点说的，不同点就多了，以后再说。

「该帖子被 老克 在 2008-3-25 10:17:59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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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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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怎么能和赵树理进行比较呢？就像我不能和浩然比较一样，不是一个等级。如果一定要比，那么最大不同就是，赵树理笔下的农村、农民活鲜鲜地存在；浩然创造出的人物是图解政策的需要。我在农村插队多年，小二黑见多了，从来没见过箫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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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铁路工人--大学生--机关干部--企业管理 一路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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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上阅读大概心态与看纸质的书太不同，许多人匆匆看个标题就以为看明白了。这一篇就拿两个作家比了。为什么不能比呢？说个比也不是一定要说两人可以相提并论，这篇短文首先在方法上就不是僵化的文学批评。他说的非常清楚，许多问题他不知道，而且明明白白说了自己的看法。这样思路写文字的作者，最重要的意思其实是反对教条。据我看赵树理在同一时期的作家中，最不凡的一点也是不教条，他始终在政治高压下保有独立思考。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最后的几年是不是还那么执着，但有证据说明他有许多失望与怀疑。他甚至要放弃写作改稿水利。研究或议论作家或作品，也怕政治化。我看这篇最有趣的就是它本身有趣。言之成趣就很有价值。况且还言之有理。理对不对到没关系，写文章的又不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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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有人给我的“回应”, 才知道, 今天的网络上, 确实有点“自说自话”的倾向。我由“赵树理”想到“浩然”，是很自然的，（比由“赵”想到“二湖”还自然。）“赵”与“梁”（浩然）都属于新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家。属于同一类的还有柳青、路遥。（马烽、西戎等人也算这一类，但他们更偏重于是“党的文艺工作者”。毕竟，“工作者”与“家”是有区别的——有空时，我会对此问题有专论。）“赵梁”这一类作家被人称为“既是农民，又都是文学的僧侣。他们都将文学变为了土地，辛勤耕作，忠诚不渝。”——说实话，中国即使没有共产党，他们照样也是“作家”。《小二黑结婚》的不朽之处，不在于它“歌颂了党的农村政策”，而在于它提倡并写出了“人的个性解放”，有人甚至说“中国农民的自由婚姻从此开始”。至于浩然，有人可以不喜欢他的作品，但一定要知道，他并不是以一部《艳阳天》而一鸣惊人的。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于1958年，名《喜鹊登枝》。同时，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先生还主动写了评论文章——且不说叶老在中国文学、教育、出版界的威望和学识，只说他对中国农民的熟悉程度，就是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们所无法企及的。

我在《由赵树理想到浩然》一文中提到了浩然的作品中反应了阶级斗争。我承认，这才是我写此文的真正“祸心”，因为就这一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究竟有没有阶级斗争？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究竟符合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等等，我回答不了。不仅是我，比我高明十倍的教授也回答不了。或许，目前整个国家对这一问题都应该采取“回避再回避”的态度（我同意）。但是，这绝不是一个能够一概否定的“小问题”，不能因为浩然正面描写了它，就“不能拿浩然与赵树理来比”。毕竟，阶级斗争不是“伪问题”，不是“假问题”。总有一天，我们要老老实实地面对它。再面对时，希望我们不要像初次相识时那样惊慌失措。果真那样，文革的罪就白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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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且还是“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你死我活式的？那叫人为的，唯恐天下百姓过好日子的胡作非为，是统治术!是为巩固政权“创造”出来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革。
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在农村真有那么多阶级敌人反对、破坏吗？如果彭德怀的万言书也是破坏的话，那就可以说当时阶级斗争是激烈的复杂的。可惜，彭德怀是一片苦心啊。反对合作化、人民公社的多是农民。（浩然把他们典型化为阶级异己，仅这一点，就无法和赵树理相提并论。）靠农民得天下，反过来压榨农民，美其名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甚至饿死，这是阶级斗争还是残酷压迫？赵树理很清醒，没参加浩然、柳青、马烽们在文学界的大合唱。
《喜鹊登枝》那本集子不过是“文人”唱的“小曲”，文过饰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待农村，如何与《小二黑结婚》相比？叶圣陶?1958年的叶圣陶的几句赞美辞也是个标杆？同年，郭沫若还有《红旗歌谣》呢，何况叶圣陶和大大小小的想要“改造思想”的文学家呢。
某种程度，伟大领袖以阶级斗争为纲，正是在玩“伪问题”“假问题”，用这个问题蒙蔽全国人民，企图瞒天过海。幸好，人不能万寿无疆，否则，赵树理还有平反的一天？

「该帖子被 007 在 2008-3-28 23:00:36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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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也能来此坛搅上一搅，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事情。这坛子眼见更热闹了。

说起这《艳阳天〉，我还是在中学一年级的时候读的。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是从太原图书馆借来，而且读起来就放不下。记得是上下册，还不能同时借，我昼夜兼用，读完上册就去借下册，用了不到三天时间读完，自己都惊异于自己的读书速度。看完之后身心疲惫，却感觉很过瘾，当时是中学生，能读那么快，应该说还是感受了作品的魅力所至。如小川一样，作品的情节故事大概都忘了，但书中的人物，如弯弯绕，马立本、马小辫儿等等人物，始终都还记得。文学是人学，作家身后如何，我们管不了，但有价值的作品，有价值的人物，自己会站起来说话，如哈姆雷特，如堂吉可德，如贾宝玉---。浩然创造了那么多让人忘怀不了的人物形象，这本身，我想就会给他文学史上一席席位。至于其它，则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我等很难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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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离开作家的作品来孤立地谈作家，并作比较似有些欠妥。世事本来就复杂多变，自古以来文人墨客被历史捉弄多多，实在也不足为奇，比如与改革家王安石作对的苏东坡，比如刚刚火了一把的《色戒〉原作者张爱玲，比如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又比如被当今愤青们所不齿的郭沫若----，文人不是政客，让他们如政客一般，反手为云，覆手为雨，那实在是勉为其难。

但作品可以比较，就比如《小二黑结婚〉《三里湾〉与《艳阳天〉。所谓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和中间人物的提法起自文革前，在文革中又上升为理论。可实在说，生活中有什么正面，反面和中间？生活如果如此简单，文学家还真省了事。党的文艺政策的结果是，大家都开始勉为其难，而这所谓的正面人物则最为难写（因为基本上不存在），就是赵老先生的作品里，也找不到什么高大形象，写活了的还不是二诸葛啦，三仙姑一类的受批判人物。但我觉得，能写好，写活这类人物就不错，就是好作品。同样，能写好，写活弯弯绕一类生活中有代表的人物，同样也是好作品。至于像萧长春一类的人物，本来就是勉为其难，写不好，也无所谓。小川文章中有句话好：文学就是文学。一点不错，真希望经过这么多年风雨之后，我们都能用无色透明的眼镜看过去，看文学。

「该帖子被 东来风 在 2008-3-31 19:45:26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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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文的妻子是赵英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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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大家都有高见，可惜浩然的作品没看过，电影看过一部，也没什么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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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内容引用 liudana 在 2010-3-16 16:48:35 发表的内容：
各位大家都有高见，可惜浩然的作品没看过，电影看过一部，也没什么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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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写完《金光大道》第四部，是不是有点嚣张？还想愚弄农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