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和“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
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曾谈到“恶梦”,各自讲了许多恶梦。其中有一个是,空荡荡灰蒙蒙的大草原上有一条路,路上有一双靴子在走。托尔斯泰想了想说,是个恶梦。与这个梦不相关的有一幅照片,是山区里一个山嘴下一条拐弯的山路,沙土铺成,拐过去不知何处。这种路和世上本来无路的路一样,都和寻找某种方向感有关。十月革命的路是什么另当别论,但一声炮响却给年轻的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方向感。
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的理想社会只有“小康”与“大同”。近代中国革命者的社会理想无论来源何处,都拿“大同”论道。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洪秀全的天国,都和历代盛世王朝相似梦在千秋而已。至于曾、左、李的洋务,只是资产阶级西学渐近的产物,依然是清王朝的中兴。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三年,全国冒出四百多个政党团体,很是热闹。当年的年轻人都要革命,但不知革谁的命,革命成功是什么样子。“未庄”的革命如此,芙蓉镇里的萧涧秋如此,武汉起义的战士们如此,袁世凯如此巴金如此,一不小心,只好回家革老大爷的命。忧郁,俳徊,苦闷,虚无,剑气与箫心,侠骨与柔肠,英雄与美女,泥沙俱下裹挟而来,一时成为那个时期的精神气质。
十月革命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人开始知道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或三种文明,并以此给自己定位处于哪个阶段,革命是什么性质,领导者是谁?尤其知道了工农武装。上世纪初的精英们并非不懂民主与科学(西方的)而是不懂中国《怎么办》,一旦有了某种方向感便蜂拥而至。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马克思只是描述欧美的人类进化史,他对中国、俄罗斯的革命——社会进步持一种“例外”的保留,即著名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亚西亚的农村公社可能会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他说的好,只是社会主义是什么人类至今还不知道。上世纪学术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停滞”“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以至著名的李约瑟的问题其实都与此有关。
更进一步的复杂性在于,在进化论那里,生物学上的演化原本是没有方向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引到社会科学中来,怎么就能够预设一种目标,如果能够预设,目标的正当性是什么,以什么的参照,以美国、以前苏联?如果目标正当性可以确定,那么要通过什么机制可以自发调节至目标。
更复杂的问题是,如果全球成了一个村,那么谁来领导,制度由谁来主持制定。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不行,由美国领导的大村会怎么样。康熙行不行,上溯几百年,满洲人打进来弄了个三百年盛世,美国也有二百多年了,欧洲人的先进思想在欧洲实现不了,就跑到新大陆,打了1900多次战争几乎灭了那里的土著印第安人,然后说土著人实在太愚昧、太落后了。而天下的“星期五”们绞尽脑汁地进行鲁宾逊的思维训练,试图从“儒学”中开掘出民主,科学的文化基因。这件事很地道,如果没有类似的文化基因,怎么能延续五千年不断?如果有,为什么就不能像美国一样成为自由的伊甸园。
这些个“如果”,既和一种文明的历史有关,也和若干文明的未来有关。历史是收敛的,怎么说都是那个星星,那个月亮。未来却是发散的,存在无数种可能,无数个方向。所以有个方向感很难,十月革命就在那混乱的大地上,那个十分迷茫的时间段里带来一种方向感。我们至今还欢喜“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走在路上的人是高尔基、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那群十二月革命人,他们在寻找“复活”。一条小路本来就弯弯曲曲不好走,而且姑娘还要跟着我的爱人,沿着那条小路上战场,天老爷,上战场?打仗,打仗会死人的,可人们就是向往小路。
如果不是上战场就好了,我们宁愿通过“小路”,走在山区里沙土铺就的路上,虽然拐弯以后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拐过去看看还不行?弯是大了点儿,从俄罗斯一下拐到了太行山。哪跟哪啊,如同文革中婆媳对骂,婆婆说你这个灰鬼丧门星败家的东西,媳妇说你这个老不死的叛徒内奸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