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赵树理写作现象瞩目:山西文学评论家对话录
“后赵树理写作”口号的提出及其背景
杨占平(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评论家)：山西有着厚重的文学传统，自古以来就才彦辈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山西作家中佳作迭出。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为首，包括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为代表的作家群，被誉为“山药蛋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出现了“晋军崛起”现象，再次在全国引起关注。
近期，一批中青年作家，又让山西文学创作逐步进入了第三次高潮。这批作家以蒋韵、王祥夫、葛水平、王保忠等人为代表，以北岳社近期出版的“麦地丛书”为实绩。他们写作的视角大体上是：站在民间立场，关注普通人的生存与命运，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独到思考，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赵树理等前辈作家的文学观念，因此，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后赵树理写作”，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能够让作家、评论家、文学组织者接受的。
王春林 (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评论家)：如果只从区域文学的角度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山西籍作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赵树理。在某种意义上说，赵树理其实已经成了山西文学一个不可或缺的象征性人物。只要提到山西文学，大家马上就会想起赵树理，想起赵树理所充分体现着的那样一种相当可贵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近百年的山西文学史，虽然有过具有明显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但其主流始终是通过小说创作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文学，这一点无可置疑。
山西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赵树理的巨大影响显然有极为紧密的联系。对后来者而言，如何更好地学习传承赵树理的文学经验，并实现超越，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后赵树理写作”这样一个说法的郑重提出，体现出的其实也正是后来者面对赵树理这样一个巨大存在，所必然表现出的期盼和焦虑。
杜学文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评论家)：赵树理是从山西这块黄土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作为“山药蛋派”的标志性人物，他对山西几代作家有着深刻影响。收入“麦地丛书”的这批作家，他们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思考，表现小人物人性中的那种高贵，都与赵树理的文学精髓一脉相承。这批小说我过去已读过一些，但再读时仍然还是被感动，如蒋韵的小说中，有时一句话就能让人落泪。虽然作品写的都是普通人、普通事，不是英雄，也没有什么大事业和大成就，却可以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净化人的情感、给人以温暖和激励。小说能感染人的是那种高尚的、纯净的、有着普世价值的东西，是一种人文关怀，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力量。
段崇轩 (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近年来，文坛上一直在谈论“底层文学”，这确是当前文学发展中的一种态势。山西作家也加入了这一“合唱”，其底层特色甚至更为明显。“麦地丛书”中，葛水平的小说着力展示底层农民、特别是女人的命运和人情人性，写得深刻感人；王保忠的小说集中发掘普通农民身上那种真善美的品格，给人以温暖和希望；王祥夫的小说写时代变革中，下层社会中的农民、工人、小市民的悲剧人生，以及他们的奋斗和抗争，寄寓一种人文情怀。山西文学走到今天，有一种新的变化和走向，即更全面、更有力地向底层社会和民众深入。“山药蛋派”作家和“晋军”作家，都奉行和恪守了现实主义传统，这正是赵树理文学精神在今天的一种体现。
我认为，说我们承传弘扬了赵树理的文学精神，这没有问题，但如果说我们又进入了“后赵树理写作”时代，恐怕不大妥当。“赵树理”这个帽子很崇高，我们今天的文学其实与他倡导的文学有云泥之别，戴上它显得名实不副。我们不要滥用“赵树理”。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李建华(北岳文艺出版社编审、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副主席)：收入“麦地丛书”的几位作家如王祥夫、蒋韵、葛水平、王保忠等人，他们的作品不浮躁、不媚俗，充满了人间烟火和悲悯仁爱，这种现实主义品格相当可贵，他们用文学作品在对赵树理精神做着新的阐释，既有传承又有超越，用“后赵树理写作”来命名这批作家的写作，我认为有相当的合理性。
傅书华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文学博士)：我觉得“后赵树理写作”这一口号可以成立。第一个理由，自“晋军崛起”之后，山西确实存在着一种有相当创作实力与创作实绩的小说形态，需要有一个口号、概念对之给以鲜明的命名，以提升我们对这一小说形态的认识，没有这样一个命名，就使这样一种小说形态流于涣散。第二个理由，对赵树理需要重新认识。赵树理本身的写作方式、文本意义，与庙堂、广场赋予他的写作方式、文本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们往往把二者混同，总是把赵树理局限于农村题材、农民生活、农民语言、通俗易懂、大众化、启蒙形态、与政治的关系等等。第三个理由，在对前述两个方面给以重新认识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赵树理的创作精髓与刚才我们提到的山西小说创作的两个群体之间的承传关系，关键是对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要从“神”来作新的理解，而不仅仅止于表层“形”的判断。
“后赵树理写作”口号的内涵
王春林：我个人的理解，“后赵树理写作”其实与文坛上流行的“后现代”有同样的构词原理。“后现代”意味着与“现代”的不同，也意味着对“现代”的传承和超越。我们首先得弄明白赵树理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多元内涵。其中最可贵的一点，就是放低写作姿态，以一种尽可能接近于底层民众日常生存状态的方式去表现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去探究表现中国基层民众人性的基本构成。我想，这对于山西文坛的后来者，应该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因为，一部文学史早已充分证明了只有如同赵树理这样去切入生活，方才可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来。
杨占平：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文学。它的所有特色，都是由这个本质派生出来的。比如直面现实、努力揭示生活矛盾的精神追求，比如致力于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表现形式等等。以蒋韵和王祥夫为首的这批作家，都有着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有着强烈的悲悯意识与人文关怀精神，尤其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他们的写作，是对赵树理文学观念的深化与拓展。
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与面临的问题都与赵树理当年所处的时代发生了极大变化，但是，那种关注现实的态度和关注普通人生存的意识却是一脉相承的。在今天这个转型期的社会，有着比赵树理时代更复杂更多元的问题需要作家去真实反映，深刻挖掘。“后赵树理写作”能在一定意义上承担起这个责任，也就使他们的作品更富有了时代价值。
傅书华：赵树理创作的精髓我以为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坚持、固执地写自己所看到的人生实际，而不是用任何“前沿”的观念去改写实际。这初看起来“笨”“土”“老实”，似乎没有想象力和“深度”，但却能够去除所有观念对生活、人生的“遮蔽”，将所有的价值判断置于直观事物本身。第二，这种生活与人生实际，是写乡村个体实际的生存形态，特别是物质生存形态，然后是建筑在这一形态基础上的情感形态、文化形态、生命形态、存在形态。赵树理“问题小说”中的“问题”是乡村个体在实际生存中所遇到的“问题”，不是如他所说的在农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或者说，他在农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他建立在对乡村个体实际生存关怀上的“问题”，与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作用于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与作为精英知识分子在农村感受到的“问题”有时是一回事，有重合之处，但从根本上不是一回事。第三，他的语言是经过精心过滤、选择的白话语言，采用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
“后赵树理写作”正是在这几方面与赵树理写作有精血气韵上的承传关系。譬如说，写作时都少有追新潮的“躁气”，这点有时会被文坛所忽视和看不起，有点像赵树理最初不为文坛重视的状态。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研究，赵树理写作与 “后赵树理写作”，都是在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文学中心有一个适度的时空距离状态下的写作。赵树理写作的时代，五四文学思潮与根据地文学思潮的冲突、碰撞是集中在延安的，今天这个时代中西、传统、现代的冲突是集中在现代大都市的。这样的一种距离，可以使写作很快地汲取新知、新的观念，又能有一个时空距离将这些新知过滤、沉淀、融化、扎根于自己所实际生存的大地上，真正成为本土的。
段崇轩：赵树理有句概括他创作目的的名言：“政治上起作用，老百姓喜欢看。”这句话很朴素，表明了赵树理的一种政治雄心和对农民的深情。事实上他对当时农村的那一套绝不盲从，总是通过实践去检验是否正确。这就必然同那套“极左”的东西发生冲突。可以说他是一位乡村政治家，更是一位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他既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又是农村农民的代表者，在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便坚定地站在农民一边去呼吁、抗争，这正是他的伟大、崇高之处，也是他的悲剧根源。但今天的文学，既缺乏赵树理那种高远的社会思想，又鲜有赵树理那种深切的农民观念，大多充满了小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情趣，距离农村和农民很远，我对这样的文学不大乐观。
李建华：赵树理始终扎根在百姓当中，从未将自己当成一个居高临下的精英知识分子，他自己就是农民中的一员，蹲在树下吃饭，操起唢呐吹曲，他关心农民的命运就像关心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样，即使是某些“问题”小说，也是为百姓而焦虑，是草根的立场与视角；他的那种通俗、纯净、朴素而又简洁优美的白话语言，更是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看懂。“后赵树理写作”的这批中青年作家，长期沉潜于生活深处，显然承接了赵树理写作的精神内涵，是底层百姓的代言人。作品中那种对卑微小人物的尊重和关切，与“底层文学”有相通之处。
杜学文：“后赵树理写作”和“底层文学”还是有着质的不同。“底层文学”虽然也触及现实，揭示社会矛盾，但停留在较浅层次，缺乏思想深度，更欠缺人文关怀。如有些直接写社会问题的作品，过一段时间以后，社会进步了，矛盾解决了，感染力就没有了。而“后赵树理写作”的这批作家，他们的思想着力点和文化品格远远高于“底层文学”，他们并非写重大主题，也不去表现大的社会矛盾和惊心动魄的事件，更没有写如何斗志昂扬去战胜困难。他们讲述的就是普通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但这样的作品为何一读再读还能感动人？因为只要人的情感还在，人的向往和追求还在，那种高贵、干净的精神就会有恒久的感染力和震撼力。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后赵树理写作”呈现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王春林：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文坛变得越来越浮躁和功利了。已经很少有作家能够潜下心来，认真地触摸生活的体温，感受和表达来自基层百姓的声音。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在山西这样一个远离文化中心的边缘省份，甚至于在远离省城太原的基层地市，却涌现出来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小说作家。他们生活在基层，亲身体验着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并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仅能够触摸到毛茸茸的生活本身，更能感觉到作家内心深处一种堪称高贵的悲悯情怀。说实在话，这种建立于普遍的人道主义精神之上的悲悯情怀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还是有欠缺的。从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麦地丛书”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这也许可以被看作是对赵树理某一侧面的艺术超越。
杨占平：如今中国文坛上有些作家，居住在繁华都市舒适的寓所，身着名牌服饰，出入于灯红酒绿的场所，吃完鲍鱼，喝够洋酒，然后坐到电脑前敲出一部又一部表现当代人孤独感、性苦闷的小说，或痴男怨女的情爱纠葛故事，还有的靠想象去编造历史逸事，去赚取可观的版税。至于普通百姓活得好不好、大众的利益是否受到侵犯、社会生活中有何重大问题，他们并不过问或关心。这种贵族化倾向，导致虚假的作品太多，也使大众疏远了文学。
而“后赵树理写作”的作家们，在努力用既有艺术特色又有精神品质的作品，表明了作家对当今社会的不缺席与不回避。他们用实际的创作行动表明，作家仍然在承担着反映社会现实与历史的责任。
李建华：在文学走向边缘化、快餐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功利而浅薄的精神世界更需要有新特质的文学来净化灵魂。“后赵树理写作”为我们提供了有崭新精神品质的文学，其意义不言而喻。
傅书华：“后赵树理写作”是可以与宏大叙事、私人写作、青春写作、大众写作等等鼎足而立的。成为今天多元化文学格局中的一元，或者说，作为边缘写作，构成与中心写作之间的张力关系。
“后赵树理写作”的表现形态与创作实绩
杜学文：“麦地丛书”中，塑造了不少小人物，一个农民工，或是一个乞丐，也许地位很卑微、生理有缺陷，但人格很高贵。这传达出作者对“人”的尊重。作者没有将其看作“另类”，没有居高临下的鄙视，而是平等地尊重其人格，挖掘其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这就给读者一种启示：无论何人，只要有一颗高贵的心，就能拯救自己。这恰恰是当今社会最欠缺的东西。如葛水平《喊山》中的农民韩冲，那种溢自心底的善良、淳朴、不求功利的价值选择，完全是非理性的，是天性中的美好本能，是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中长期积淀下来的。在自身面临危险也没有钱的情况下，他却选择了助人、利他、奉献。王保忠的《前夫》写了微妙的人际关系：一个曾被贩卖而出逃的女人，一个富了仍牵挂着并来看望她的煤老板，他们的牵挂是无关利益和功利并充满了对人的尊重，表现出人性中温暖高贵可爱的一面。联想到生活中，当我们追求某种目的时，恰恰因手段的复杂而忘记了本真的东西。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潜藏着高贵和温情，不过是被繁忙的世俗生活压抑了、淡漠了、疏忽了，却被“后赵树理写作”的作家们唤醒了。还有王祥夫的《上边》，也写出了人在现实中的灵魂处境。尽管作家们艺术表现手法各有不同，但切入点都是人的精神层面，本质上都是一种人文关怀，对人的情感是一种净化，这一点是有共性的。
段崇轩：总结近期山西小说的创作态势，一是向下沉潜。现在整个文学的风向是写都市、写上层、写个体欲望，反映商业社会的骄奢淫逸。但山西的作家依然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保持了强劲的现实主义传统。王祥夫、葛水平现在还沉在地市，更易把握底层社会的变迁。二是平视角度。“山药蛋派”作家写农民多取仰视角度，农民大都是高大完美的。“晋军”作家写农民，多用俯视角度，带着“启蒙”意识刻画人物。现在的青年作家，跟他笔下的人物则是一种平起平坐的姿态，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当然也有局限。三是追求个性化写作。他们在继承的基础上，借鉴了古典的、外国的东西，形成了非模式化的富有个人风格的表现形式，这是一种进步。
傅书华：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后赵树理写作”还缺乏理论上的真正认识，还存在着种种误读，譬如对葛水平的小说，就仅仅是从文化形态上谈其对现代文明的对话意义，这种意义，又往往是以现代都市文明为其视角、中心、价值本位的。
杨占平：我特别注意到，这些“后赵树理写作”的作家，在艺术表现方式上，并不能用某一种概念综合他们。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化艺术追求，比如蒋韵在语言叙述上，表现出一种纯粹、精确和韵味无穷的境界，每一句话，甚至于每个词，都让人感觉到有一种艺术的张力，使人真切地体会小说是语言艺术。而葛水平善于构筑故事情节的能力，是一般作家难以达到的，她能把一个普通的故事，讲述得那样有味，那样生动，那样深刻。王保忠作品中所写的人物与故事，则有一种真实到让人惊诧的程度，王保忠是靠细节而成功的。正印证了当今流行的那句话：细节决定成败。
李建华：确实，蒋韵语言的精致、细腻和华美令人赞叹；葛水平善讲故事的本领让人惊异；而王祥夫的尖锐，常使人惊心而泪下；王保忠的温情又总是让人感动和思索……“后赵树理写作”的这批作家，他们的作品不仅得到了业内专家认可，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和赵树理文学奖，多次登上全国年度小说排行榜并被权威刊物转载，同时还被包括打工者、农民工在内的普通读者所喜爱，这很不容易，恰恰印证了赵树理的某些创作理念和追求。他们都像赵树理一样，深爱着脚下的土地，对草根阶层感同身受，充满了悲悯和关切，他们是含着眼泪在看、在写身边的人物，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后赵树理写作”一定会有更多的佳作不断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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