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息  留 言  OICQ  邮 箱  主 页  编 辑   引 用

楼   顶

编后记
<P align=center>编  后  记
<P align=left>    五卷本的《赵树理全集》编完了。<BR>    编辑《赵树理全集》的工作，是在1985年冬天筹划的。1982年，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赵树理学术讨论会。1986年9月24日是赵树理诞生80周年纪念日。为了隆重纪念赵树理肋诞辰，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确定了几项重要的工作，其中就有编辑《赵树理全集》。<BR>    当时碰到的问题是，1980年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赵树理文集》。《文集》收录了180多篇作品，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全的。时间刚过了几年，就编辑出版《全集》，是否有点仓促?这个问题，我们确曾认真考虑过。固然《文集》收录的作品不少，但也要看到，赵树理的许多重要作品并没有收录进来。史纪言在《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中说：  “据赵树理同志谈，前后在太原流浪期间，他写的稿子，约有二三十万字，内容主要是暴露军阀统治下旧社会的黑暗。”又说：“据赵树理同志谈，从1939年到19奶年这两年中，  (他)编过三个小报副刊，写过二三十万字。”可是，这许多作品，除《打倒汉奸》和《金字》两篇作者在50年代根据记忆重新写出以外，《文集》都没有收入。即使在作者成名以后，也有不少作品被漏掉。另一方面，在《文集》出版以后，一些赵树理研究者已经发现了不少赵树理佚文。黄修己找到了《打卦歌》和在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向世界人民呼吁》等文，王峻峰找到了《在中华函授学校“讲座”第四学期开学式上的讲话》，李士德找到了《辽县城又复活了》等多篇，董大中找到的更多。1983年冬，董大中从已找到的佚文中挑出120余篇，编成《赵树理文集续编》一书，由工人出版社出版。此后，陆续又有新发现。到1985年冬，所找到的赵树理佚文篇数，已经比《文集》所收篇数多出一倍以上，而且有不少篇属于那两个“二三十万字”之中。<BR>     当然，我们编辑《赵树理全集》的更主要目的，还是从宣传赵树理的文学道路、文学成就来考虑的。赵树理既是一位忠实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其作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又是一位具有“卓见和勇敢”(周扬语)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走过了曲折漫长的创作道路。周扬说：“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论赵树理的创作》)在第一次赵树理学术讨论会上，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多年来只看到多半个赵树理，没有看到’全人’，至少对他是如何达到’成熟’的，了解很不具体。”(见《赵树理学术讨论会纪念文集》第88页)可以说，为了展示赵树理的创作成就和他曲折漫长的人生道路，我们感到，编辑《赵树理全集》已是刻不容缓。<BR>    于是，在1986年初，由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和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组成了《赵树理全集》编辑委员会。当时商定，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负责编辑，北岳文艺出版社负责出版，共出五卷，在纪念赵树理诞辰80周年时开始发行，数年后出齐。又商定，董大中为执行编委，主持编辑事务。<BR>    既然定名为《全集》，那么，总的原则便是有文必录。这就有几点要加以说明：<BR>    一、赵树理曾经有过一次住国民党“自新院”的不幸经历，而且写过四篇文章在“自新院”办的《自新》月刊上发表。国民党的“自新院”，是专门对付共产党人的，赵树理正是以“共党嫌疑分予”的名义被关进“自新院”里。《自新》月刊则专门刊登“自新”人员的作品。显然，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这几篇作品也不能认作赵树理创作的真正开始。我们把这几篇作品收进来，主要还是从研究赵树理创作道路考虑的。青年时代的赵树理，相信“艺术至上”，认真学习欧化句法，在住“自新院”时，经一些难友帮助，思想才有所转变。这几篇作品留下了他早期文艺思想的印痕，相信读者会正确对待。<BR>    二、任何一篇文章，都只能说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在时过境迁之后，有时会显得所论不确。赵树理也有这样的作品，如40年代初写的《何应钦真该斩》等篇即是。事实上，何应钦那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并没有公开投敌，与汪精卫不同。再如50年代写的《胡风集团哪里逃》和《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两篇文章，在今天来看，显然也是不妥的。“胡风集团”案是一件错案，党中央已予平反。历史就是那样走过来的，为了保存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些文章我们也都收了进来，只是在题注中作了说明。<BR>    三、1949年进城以后，赵树理作为一位著名作家，经常接受记者或有关方面人士的访问，发表一些重要的谈话。事后，那些访问者往往写成访问记(或回忆录)，在报刊上发表。这样的访问记(或回忆录)，自然不能当成作品收入。可是它所记述的谈话内容，又常常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我们采取从访问记(或回忆录)中辑录谈话内容的办法，使它们各自成篇。如《土改后的故乡》、《谈{花好月圆)》、《谈语文教学》等篇都是这样做的。好在赵树理还有许多在集会上(座谈会、作品讨论会等等)的发言、讲话是以记录稿的形式收进来的，那些从访问记或回忆录中辑录出来的谈话内容，不过是另一种记录稿而已。它们都不是作者亲笔所写，如研究作者的语言艺术，希望不要把这些作为例证。<BR>    四、赵树理还有不少作品是跟别人合写的。对这类作品，《赵树理文集》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编入正集，如《考神婆》，一种是编入附录，如《秧歌剧本评选小结》和《(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曲艺)序言》，不相一致。收入《全集》的这类作品更多，除以上三篇外，还有《通俗化“引论”》、《通俗化与“拖住”》、《双转意》、  《秦富宝放牛》、  《给郭沫若的复电》等。这些作品，我们全部编入正集，同时在题注中说明它们是合写，有的还注明执笔者为谁。我们希望研究者在引用这些文章时，要说明写作情况，对由别人执笔写的合作文章，最好不要当作赵树理个人的作品加以引用。<BR>    五、我们虽然制定了“有文必录”的大原则，但执行起来颇为不易，比如《中国人》。已知《中国人》周刊主要由赵树理编，但在某一段时期，还有其他同志参加编辑。编辑人员大都或多或少写过文章在各版上发表。其第四版为副刊，基本上为赵树理所作，董大中已在好几篇文章中作了考证。其他版上也有一些篇为赵树理所作，但是，第一，这类文章大都不署名，很难准确认定哪篇为赵树理所作，哪篇为他人所作；第二，其中有不少篇(如在“鬼话正解”专栏发表者)都很短小，把它作为一篇文章收集进来，意义不大。考虑及此，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凡肯定为赵树理所作者收，凡发表在一、二、三版上之政论等，无赵树理署名者，一概不收，连附录中的“尚不能肯定的作品”一项也不收。这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赵树理在《中国人》上发表的作品，只是一个选本，不是全部。<BR>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直到现在，赵树理成名以前的作品，找到的仍然不足半数。刊登那些作品的报纸大都已经找不到了，即或找到，也必然很不完整。这是我们认为现在就可以来编《全集》的一个原因。<BR>    从编辑体例上说，本书采取分类编年体。这样编的好处不言自明，却也带来一些困难。首先是有些作品很难分类，比如诗歌与快板。快板属于曲艺，应该编入曲艺这个大类里。但赵树理的为数不少的诗歌，都像快板，如果把它们都归到曲艺里，那诗歌这一大类就只留下长短句不齐的“新体诗”了。反过来，假如把所有的快板和快板诗都编在诗歌里，显然也很不妥当。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采取了一个硬性办法：凡在发表时标明“快板”的，一律编在曲艺里；凡不标明快板的，即使它是快板，也编入诗歌里，因为诗歌本来就是可以说唱的。这样，在读者看到同样是一些快板，为什么有的编在诗歌里，有些编在曲艺里，也就容易理解了。<BR>    采取分类编年体的另一个不好处，是把作者就同一个问题所写各种形式的作品分在了几处。这在40年代初编《中国人》周刊时最为明显。《中国人》第四版上的文艺作品，形式多种多样，几乎没有两篇完全相同的。同一块版，往往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每篇各从一个方面来说明。有的是故事，有的说明道理，如果版面还有空白，编者也许插几句“惊心话”来引读者思考。发表于《自新》月刊上的四篇作品，由于体裁不同，本书中也分在三处。为了弥补把作者就同一个问题所写各种形式的作品分在几处的缺憾，我们特地作了《赵树理著作编年》，编入附录。<BR>    采取分类编年体，无疑着眼于形式，但有些作品，又不能完全从形式上来划分。比如《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那是“答长沙地质学校夏可为同学的信”，如从形式着眼，就应该编到第五卷，但从内容上说，就隔断了与其他类似篇目的联系。再如《给冈崎俊夫的信》，  自然也应该跟《代序的序》编在一起。因此，我们搞分类编年，是兼顾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也就是服从旧例。<BR>    本书又是校注本。为什么要搞校注呢?鲁迅说，研究大作家最好是读他的手稿，那里全部说明着应该怎样写。赵树理没有多少手稿留下来，特别是他的主要作品，除了《万象楼》有一部完整的手稿被人带到香港以外，可以说再也没有了。这就为研究赵树理的创作情况带来了困难。另一方面，赵树理的一些主要作品，在再版时，有的就做过重大修改，有的修改过不止一次。看不到手稿，如能把一部作品的修改情况罗列起来，做一比较，同样可以起到研究作家创作情况和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精神的作用。所以，在编辑《全集》过程中，我们尽量搜集了他的著作的各种版本，进行了校勘。<BR>    比如《小二黑结婚》。1944年2月华北新华书店再版本，开头是：“刘家岐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孔明，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二孔明原来叫刘修德……”这里有个问题，是刘修德通篇都以“二诸葛”相称，只开头介绍时说是“二孔明”，前后不一致。所以到1951年出开明版《赵树理选集》时，第二句被改成“二孔明也叫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同时把“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句删去。这样一改，使人知道了二孔明和二诸葛原是一个人，但依然存在一个问题：一个人为什么要有两个外号呢?一个人有两个外号，再加上本名，共三个名字，实在没有必要。于是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集》时，“孔明”三个字被彻底删去，同时恢复了“邻近各村”那句话，成为这样：“刘家峧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看得很清楚，这样改后，小说在艺术上更臻完善了。<BR>    再如《李家庄的变迁》写张铁锁在太原与小喜见面，现在人们看到的是：<BR>    ……铁锁见他对自己这样客气还是第一次，虽然不知他真意如何，看样子是马上不发脾气的，况且按过去在村里处的关系，他既然叫进去，不进去又怕出什么事，因此也就只好走近他的床边站下。小喜又用嘴指着烟盘旁边放的纸烟道：  “吸烟吧!”铁锁觉着跟这种人打交道，不出事就够好，那里还有心吸烟，便推辞道：“我才吸过!”只见小喜取过一根递给他道：“吸吧!”这样一来广他觉着不吸又不好，就在烟灯上点着，靠床沿站着吸起来。
    可是，原版本却是：
    ……铁锁见他对自己这样客气还是第一次，虽然不知他真意如何，看样子是马上不至于危害自己的，况且按过去在村里处的关系，他既然叫进去，不进去是没有理由的，因此也就只好走近他的床边站下。小喜又用嘴指着烟盘旁边放的纸烟道：“吸 烟吧!”铁锁觉着以自己的身分，没有资格吸人家的烟，正预备客气一番，只见小喜取起一根递给他道：“吸吧!”这样一来，他觉着“受宠若惊”，恭恭敬敬接住，就在烟灯上点着，靠床沿站着吸起来。
    请比较一下，原版本中的张铁锁的形象，跟修改以后张铁锁的形象，是多么不同!<BR>    再如《三里湾》，1958年9月以后的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跟《人民文学》连载本、通俗读物出版社单行本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3月初版本相比较，修改就在九十处以上，有些修改，属于段落的调整，或把描写这个人物的句子，改为描写那个人物。<BR>    诸如此类，如果不做校注，人们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本书有三个附录。在附录一里，我们编入了十篇尚不能肯定的作品。《赵树理文集》第四卷附录部分，还收入了1934年发表在《山西党讯》上署名“何化鲁”的几篇文章。据董大中考证，“何化鲁”不是赵树理的笔名，这几篇文章与赵树理无关，应予排除，见《赵树理笔名考释札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2辑)。前边说到《中国人》周刊第一、二、三版上有不少言论，也可能为赵树理所写，但那些言论太多了，每期一般有两篇，把它们都编入附录，意义不大，因此就全舍弃了。现在仅就这十篇尚不能肯定的作品，做简单的说明：<BR>    《义务勘误》，选自《论语》第三十二期，紧接在《太原零拾》发表之后(中间隔一期)。可能为赵树理所作的理由：  (一)老同志们都知道，赵树理在林语堂所办幽默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不止一篇，而现在所能肯定的只有《太原零拾》一篇。(二)从发表情况看，有可能为赵树理所写：《太原零拾》发表后，受到鼓舞，马上又写了这一篇，寄给编者，又发表了。(三)从文章内容和风格看，都跟《太原零拾》相一致，似出于一人之手。(四)署名“太西”，也与《太原零拾》之署名“老西”相像。而所以不能肯定者，是赵树理没有对人说过他这个笔名，别的人也不知道。董大中《{赵树理文集续编}编者的话》对此作过考证，可参看。<BR>    《糊涂县长》，同时发表于《山西党讯》和山西教育学院《采社杂志》，一共用了三个笔名。董大中《赵树理笔名考释札记》一文有详细论述，认为赵作的可能性很大，但没有一条确证可作为说明，不俱述。<BR>    《忧心的日子》和《过差》，均为片断，发表在《山西党讯》上。董大中认为，这两个片断可能属于《盘龙峪》，特别是《忧心的日子》。说“孔仰圣”和“白痴”是赵树理的笔名，现在只是孤证，特编在这里。<BR>    《南洋华侨女飞行家王秀云女士小记》，是以“得意”的笔名发表在30年代的《山西日报》上。赵树理的小名就叫“得意”，这是这篇文章可能为赵所作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文体。“赵树理说：’参加革命，搞地下活动时，要吃饭，在城市没有依靠。要解决吃饭问题，还得写一些东西……写出来，合自己意思的人家又不要，所以只能写一些马马虎虎的东西。’  (见本书《生活·主题·人物·语言》)这样，他把别处刊登过的消息、通讯加以改编，写成这篇《小记》，是不奇怪的。至于使用半文言的语言形式，也不完全由个人。那时，每个文艺专刊都有自己的特色，你要给人家投稿，就得体会编者的要求。《余霞》专刊除白话小说外，其他形式的稿件，大都使用这种半文半白的语言，从内容上说，又都是身边琐事，风花雪月。如果赵树理把提倡白话文或揭露军阀混战的稿子投给《余霞》，那是肯定要吃闭门羹的。”(《见董大中《{赵树理文集续编}编者的话》)<BR>    《贫富之交》，这篇文章也是用文言写的，幽默而富有风趣。据赵树理的一些老朋友说，赵当时写这类文章很多。从文章风格看，这篇文章较前篇更像赵树理所写，但署名没有听说过。<BR>    《对(太行)的批评和建议》，这是附录十篇中最重要、为赵树理所写可能性很大的一篇，董大中写有《从{对《太行》的批评和建议}说到赵树理1937年夏的行踪》一文，对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做了概述，大意可概括为几点：  (一)这篇文章写作之时，赵树理已经来到太原，不在上党乡师，有可能写这篇文章。  (二)  《太行》是一本新创办的杂志，主编者为高沐鸿和亚马。亚马，赵树理早已认识，并有来往。高沐鸿，半年之前亲手发表了赵树理写的有韵小说《打倒汉奸》，赵树理这次来到太原，不会不去拜访高沐鸿。从人事关系说，他对《太行》杂志创刊号进行评论，是适宜的。(三)《打倒汉奸》发表在高沐鸿主编的《太原日报》《开展》文学专刊上，这篇文章也是发表在这个专刊上。(四)文章开头介绍自己的一段，完全符合赵树理的经历和情况，而在当时太原的文人中，像那样的人很难找到第二个。(五)文章前半段的内容，赵树理曾经对亚马讲过。当董大中把这篇文章拿给亚马同志请作鉴定时，董大中并未提到任何人名，亚马读了前半篇，马上抬起头说：“这些话，赵树理对我讲过。”(六)文章后半段的内容，也与赵树理的文艺思想相符合。(七)就整篇文章的风格说，跟赵树理后来写的评论文章以及在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都很相像，都是偏重谈感觉、印象，缺少论述，有些用语也是赵树理式的，如“肚子里却有不少的话，想往外走”。以上几点，都把赵树理跟这篇文章联系在一起。另外，文末有一段跟文章内容无关的拉丁化新文字，而读了有韵小说《打倒汉奸》的“附记”，可以知道，赵树理是懂得拉丁化新文字的，这一点虽不能说明这篇文章必为赵树理所写，但也至少说明，赵树理写这篇文章不是不可能的。再者，文章署名“口午”(第一个字看不清楚，像个繁体的“时”，也有点像“硅”，还像“待”)，也不像一般文人所用。如果是“待午”，则有可能是“午待”的倒置，而“午待”是“五代”的谐音，正如“吴戴”是“五代”的谐音一样。<BR>    《不要受了坏人骗》，是一首快板，发表在《新大众报》上。那一时期，赵树理写过不少政论文，也写过快板《为啥要组贫农团》，都用人们所知道的笔名发表。本篇发表时署名“集”，却是人们所未见过的。<BR>    《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缘起》，发表在1949年8月3日《人民日报》上。那时，赵树理受命筹组中国曲艺改进会(这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前身)；把在旧社会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的曲艺工作者组织起来，也是他十分乐意做的一件事。这个《缘起》由谁执笔，尚未查清。从文章的风格和某些用语来看(赵树理在写到“同志”或“朋友”时，都在后边加“们”，成为复数，本篇即如此)，由赵树理执笔是有可能的。<BR>    《万里的女帅才》，这篇文章的发现过程是：1987年4月5日《山西日报》三版发表时永福、张子泉采写的通讯《热心肠的“女帅才”》。开头说：“作家赵树理对她这个晋东南老乡有点’偏爱’，特意下乡采访，写下一篇通讯——《万里的女帅才》，发表在省报上。”董大中跟文中所写“女帅才”段戌耐联系，找到了那篇文章，段也说那篇文章是赵写的。但文章不像赵树理所写。随即找到了文章署名“中共晋城县委中心通讯组”当时的负责人刘光普，刘说此文为他所写。也许是由赵树理组织通讯组人员写的。<BR>    以上十篇，由于缺乏确证，为了慎重起见，我们特设了这么一项，附于书末，提供给广大读者。希望读者(特别是研究者)把它当作参考，不要引证。<BR>    本书的附录还有两类四篇，都是为了方便读者的。本来，赵树理的著作编年已经出版过几种，可以不要，但考虑到前述采用分类编年体使作者就同一问题所写各种形式的作品被分在了几处的这种情况，我们还是作了这个编年，全当这本《全集》的总目录。<BR>    这本《全集》由董大中负责编辑，1986年请来郜忠武、李士德两位同志帮忙，大致编定，并做了大部分注释(包括校注)。当年出版了第一卷。以后由董大中独自整理定稿，1987年排好第二卷，1988年排好第三卷，都未付印。19叨年冬，山西省作家协会举办第三次(国际)赵树理学术讨论会，北岳文艺出版社积极配合，排好第四卷，连同前边的两卷一同付印。这次学术讨论会以后，董大中重新编辑第五卷。<BR>    我们还见到一些材料，提到赵树理一些佚文，本书没有收入。如潘光亮《赵树理在阳城》一文中介绍的两段快板诗。再如王进兴在《赵树理与无名作者》  (载《赵树理研究》1991年第4期)一文中引用如下信件：进兴同志：<BR>    你的《军营晨曲》我已拜读，在写作上你比以前大有进步，散文诗写出了军营生活的特点，反映出你热爱生活、歌颂现实的情感，全文虽只有千字，足见你已入门，望今后多读书，勤写作。<BR>最近我在大连参加了一个会议，详情就不谈了，望你谅解。
<P align=right>赵树理<BR>1964年8月23日
    赵树理在大连开会，是1962年8月，但这里却落款1964年，显然有一处失实：或者信的内容，或者落款的时间。在见到信的原件之前，难以做出肯定，因而未编。<BR>    对本书编辑上的缺点和错误，我们衷心欢迎批评。<BR>
<P align=center><IMG src="http://www.zhaoshuli.org/FUploadFile/2006-6/1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