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别“三钱”最后一“钱”
中国作别“三钱”最后一“钱”
“祖国需要就是我的专业”,钱伟长的一生诠释什么叫纯粹的爱国主义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钱伟长7月30日6时许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钱伟长一生传奇,年轻求学时弃文从理,只因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晚年,他倡导的学分制、三学期制成为教育改革的里程碑……
正如人们所说,“纯粹的爱国主义”是钱老的人生底色。
弃文从理为强国
7月30日,记者走进钱伟长教授担任校长的上海大学,了解到他年轻时代的珍贵点滴……
钱伟长1912年生于江苏无锡。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当时刚以高分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钱伟长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毅然决定弃文从理。“我听到这个消息就火了,马上下决心不学历史,要学造飞机大炮。”“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下定决心后,钱伟长强烈要求转系学习物理学。事实上,钱伟长投考清华的历史和国文都是满分,而物理、数学成绩差。几经周折,学校教务人员和老师被他的精神感动,钱伟长得以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吴有训、叶企孙等恩师鼓励下,他刻苦求学、勤奋钻研,逐渐在数学、物理、化学诸领域建立起较为广宽的基础,为日后建造学科“金字塔”奠定良好基础。
钱伟长立志为强国而学习物理。1939年,他以高斯坐标张量表达的微积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析的创新思想,打破了当时国际力学界关于弹性板壳理论的混乱局面。1942年底,他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火箭之父”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在火箭、导弹、人造地球卫星轨道计算研究等方面取得成果。
1946年,钱伟长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1947年,钱伟长获得再次赴美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当他到美国大使馆填写表格时,看到这么一道问题:“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你为美国效力吗?”钱伟长毫不犹豫地填了“NO”。
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积极参与制定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此时,钱伟长提出的专业计划包括原子能、导弹航天、自动化、计算机和自动控制。有人看“傻眼”了:“钱伟长学的是力学、应用数学,他怎么不要自己的专业了?”面对质疑,钱伟长说,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专业,他关注的不是某一个学科而是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此时,有两个人坚定地站在钱伟长一边,他们是搞原子弹的钱三强和搞航天的钱学森。“三钱”共同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奉献。
有“新思想”的“老校长”
“学到老,做到老,活到老”,是钱伟长的口头禅。他认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跟上时代步伐。“我3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8岁学电池知识,64岁以后学计算机……”
钱老始终觉得,学习应当涉猎广泛,不拘一格。在教育理念上,他积极倡导“拆除隔篱,教研相长”。
1983年,钱伟长辞去长达38年的清华教授职务,只身到上海工业大学担任校长。担任校长期间,钱伟长提出“三制”——学分制、选课制和短学期制,这些当时看来十分“前卫”的教改措施,如今已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流方式。
钱伟长倡议拆掉各系科、专业、部门,以及教育和科研之间的“四堵墙”,抓师资队伍、科学学制、办学设施等方面的建设,也抓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培养。他说:“我从美国回来就是为了祖国,我要培养更好的学生!”
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合并了四所学校,成立了现在的上海大学,钱伟长继续担任校长直至逝世。
钱伟长一直是个“义务”校长,不拿学校一分钱工资,也没有自己房子。他毫不在乎地说:“只要对国家好就行,我没别的要求,希望祖国强大起来,强大需要力量,而这力量就是知识。教育是振兴国家最重要的力量和手段!”
身体力行爱祖国
“从钱伟长院士的沧桑经历中,我们能够深刻理解什么叫纯粹的爱国主义。”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钱老应专家邀请,在社会上开设各类讲习班,诸如为北京地区冶金学界讲授“晶体弹性力学”,为航空学界讲授“空气弹力学”等。当年的不少听讲人现在成了院士和学科带头人。
即使在遭遇错误打击和迫害的特殊时期,钱老也没有放弃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顽强地开展“地下咨询”:他曾在李四光恳求下,研究测量地引力的初步设想措施；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穿甲试验、潜艇龙骨计算提供咨询；为人民大会堂眺台边缘工字梁的稳定提出增强方案；为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网络结构提出计算方法……
1980年后,钱伟长的社会政治活动日益增多,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他都以科学家特有的态度认真履职。
钱伟长始终保持健康的身体,活泼的思维和乐观的心态,九旬高龄依然奋发工作,点滴汗水汇入国家建设波澜壮阔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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