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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与“山药蛋”派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

张小川

目前，中国文艺界公认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领军人物，而“山药蛋”派却是一个模糊的文学概念。它大概是指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山西籍作家群体”；或者说，它是指在赵树理作品影响下，涌现出的一批反映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
但是，这里有一个误会。误会在于：赵树理与他所“影响”的一派山西籍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在文学的使命、目的等重大问题上，观点大相径庭。
我认为，“山药蛋”派真正的领军人物应该是马烽。他与孙谦、西戎、李束为（束为实为山东人，常年在山西工作）、胡正被山西人称为“五战友”，谐音“稀里马虎孙”。这五个人都是延安“鲁艺”出身，后来又一同在晋绥边区工作。他们生在农村，学在延安，创作活动均开始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因此，后来在某种特定的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他们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在他们的观念中，文艺不是娱乐，更不是消遣，而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解放后，文学艺术更是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政治工作。
赵树理呢，他的年龄较这几个人平均要大一轮。他从小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后来入私塾读《四书》。20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校时，赵树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因“驱逐腐败校长”，竟被阎锡山下令逮捕，可见该校当时在山西影响之大。以后他展转来到太原，并于1929年开始发表小说。据粗略统计，截止1943年，《讲话》正式发表前，（《讲话》是于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公开发表的。）赵树理在太原以及在共产党开辟的太行区、晋冀豫区和北方局工作期间，共发表小说44篇之多，约占他全部小说创作量的65%，其中就包括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赵树理的世界观以及创作思想的形成，除了有党的教育之外，很大一部分是自己在生活中的体会。没想到的是，他的创作思想，竟与《讲话》精神契合，甚至可以说是严丝合逢（这也可见毛主席当时的文艺观点是从群众中来的）。但他后来在“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方面，却不是无条件的，当他认为上面的政策“有误”时，他不会盲从。
建国后，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很多老作家都“不会写”或写不出好作品了。此时，以马烽、孙谦为首的“山药蛋”派异军突起，产量颇丰，其中仅电影文学剧本就有：孙谦的《陕北牧歌》《葡萄熟了的时候》《万水千山》（合作）；马烽和西戎的《扑不灭的火焰》；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及其“续集”；胡正的《汾水长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孙谦于1964年发表的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这是全国第一篇报道大寨的文学作品。在中短篇方面，更是硕果累累，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有些非党的作家对此很不理解。记得四川有一位长年写不出新作品的老作家就说过：“早知道不能写大题材，我还不如写一篇《韩梅梅》呢！”（《韩梅梅》以及《一架弹花机》《饲养员赵大叔》都是马烽的短篇，常年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这位老作家不知道，如果跟不上党的政策，那是连什么“梅梅”都写不出来的。
与此相反的是，“山药蛋”派的“祖师爷”赵树理却于《三里湾》（1954年）之后，再没有写过反映“高级社”、“大跃进”、“人民公社”题材的小说。他似乎不想写现实了。他返回头去，写抗战题材的《灵泉洞》，还花了大量精力，动用自己的工资稿酬，改编并协助排练了家乡戏剧上党梆子《三关排宴》。1958年，山西省农业上“一刀切”地强令推广高产玉米“金皇后”，他悄悄地写了一段小快板《谷子好》——因为山西人都知道，谷子确实比玉米好。
赵树理还有一个“特点”，他不大相信报上宣传的“劳模”。文革时，晋东南有一派反对李顺达的造反派到太原来“批赵”，他们向赵树理逼问李顺达的“反动言行”。赵回答说：“我不了解他。”造反派说：“胡说！你是中国一级作家，李顺达是你的老乡，又是金星英雄，你怎么会不了解他？”赵树理说：“我不了解他，正像你们不了解我一样，我不是一级作家……。”按说，由中国写农民的“铁笔圣手”来写解放初全国最有名的农民是最合适的，但正因为此，他没写过。他愿意写的是《实干家潘永福》和他父亲那双《套不住的手》。
关于《实》和《套》两篇小说，我小时候看过，当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好，甚至不知道它们应该算小说，还是报告文学。因为其中人物用的都是真名真姓。但现在，却觉得它们确实写得太好了，甚至好过“小二黑”和“李有才”——如果说鲁迅通过阿Q写出了中国农民的某些本质特点的话，那么，赵树理的这两篇小说，就写出了中国农民的另一面：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管眼前的社会是什么制度，实行的是什么“主义”，都是一样的朴厚、实干。
综上所述，“山药蛋”派的领军人物赵树理与他的“队伍”至少在中国农业合作化以后就不一样了。赵树理的言行，可以说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为此他最终献出了生命。总结一下，他们的差别，在于对“上面”的政策。简单说，以马烽为首的“五战友”对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话，是“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即使在文革中挨批斗时，也是这样；而赵树理则是“不理解的就不执行”，甚至还要提意见，上《万言书》（即1959年8月20日，赵树理作《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这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或曰：“大师”与作家的区别。





2006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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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实在，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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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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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底深厚！言之有物、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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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心血来潮想看本坛早期的文章，碰到小川这篇关于山药蛋的作品，觉得很有意思。小川的这个观点好像在其它文章中也有过表露。我也有同感，总觉得拿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与《吕梁英雄传》一类作品相比，绝对是另类，因而觉得赵树理实际上与山药蛋有点不搭界。

此外说到《讲话》，近日看到《子夜-苏维埃的故事》，其中提到俄罗斯19世纪几个与布尔什维克同路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位叫别尔嘉耶夫的说过一句话，让我甚为震撼。他说：“政治革命，要为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而不是倒转过来。”这恰恰与所谓《讲话》精神背道而驰，作为20世纪初的言论，今天听来仍然让人振聋发聩。仔细想来，其实一点不错，就像老军阀们常说的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文学、艺术就是铁打的营盘，政治就是流水的兵。难道不是这样吗？比如《红楼梦》可以流传千古而不朽，可何时又见过千年不倒的王朝呢？但就这样一个荒谬的理论竟统治了中国文坛几十年，并因此折断了多少伟大作家的笔，扼杀了多少伟大的作品。政治如果不能为文学、艺术的创造服务，要这政治何用？
一个国家的思维逻辑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可以因为政治的缘故完全扭曲，甚至颠倒，在我们的一生里，能有看到这样精彩表演的机会，可能也是我们的某种“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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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真弄不懂“山药蛋”的真正含义，一直以为就是农民作家的爱称，觉得就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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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价值在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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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还有一本长篇小说《太行风云》，也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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